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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医如命的父亲【文学】

发布时间:2019-08-19 18:26:42 阅读: 来源:磁力搅拌器厂家

我父亲叫钱继文,1936年出生,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乐园村人,是当地一名从医50多年的老赤脚医生,至今仍在自家小药店忙得团团转。

自1962年初开始,20多岁的父亲拜师学艺10年。他的恩师叫肖光照,据说,当年很有名气,1972年去世,我很小,没记忆。父亲跟师主要学了草医草药、接骨拿损等医术。他虽然只读了四年私塾,但是通过多年的勤学苦钻,掌握了真才实学,具备一名乡村赤脚医生的基本要求。

1966年8月10日,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乐园公社推行。这个创始人就是家住杜家村的覃祥官,后来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。同年11月,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南海。毛泽东阅后当即亲笔批示,称赞合作医疗“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”,“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、买不起药的困难”,“值得在全国推广”。那年,三十而立的父亲在生产队当卫生员,办土药房,大办合作医疗。他出诊看病时,遇到不懂的难题,经常跑到师傅那儿请教。按照合作医疗有关规定,生产队社员每人每年1元钱,吃药管一年,挂号费5角钱。同时,以“三土”(土医、土药、土药房)、“四自”(自种、自采、自制、自用)为特点,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,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。与此同时,村卫生室还号召群众上山采药,交药付钱或记工分。这样就会减少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,减轻了农民负担,做到了“有病早治、无病早防”,深受人民群众拥护。

1968年7月,父亲被调到大吉岭大队卫生室当医生,负责全大队医务工作。从此,他经常跟覃祥官当助手。那时,大队共9个生产队,9个卫生员,9个土药房。合作医疗的好处是:小伤小病不出队,大伤大病不出大队,疑难病转院治疗报销。父亲说,覃祥官鼓励我向白求恩同志学习,我下决心把大吉岭大队、生产队(后为村组)两级医疗搞好,为村民解除病痛。从1978年开始,家家有药源,户户有卫生员。3天一预防,7天服一次药,还有“一根针、一把草治好百病”的神奇说法。当年,全国有19个省市来我们大队土药房参观学习。听到父亲滔滔不绝的话语,仿佛回到了当年。

父亲年轻时,还经常头戴草帽,脚穿草鞋,手拿小锄头,肩背小背篓,和他师傅及同行们结伴而行,上山采药。他们每次都是早出晚归,午餐是随身携带的土豆、玉米饼等食物,有时没带吃的就饿一顿,直到晚上回家才有饭吃。他们主要采的是:三百棒、头顶一颗珠、白山木、女儿红根、见血飞等珍贵药材。有过采药经验的人都知道,越是珍贵药材,越是生长在地势险要处,或悬崖峭壁上,或密林峡谷里。为了采到心仪的药材,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,就像蜘蛛侠般攀岩走壁,即便弄得遍体鳞伤也全然不顾。只要采到好药,他们都会高兴得大声喊叫;假若,拼尽全力也无法到达,心里会难过好几天。记得我懂事后问父亲,您采药时不怕吗?能不怕吗?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话语中带着无奈。他冒险采药,节约的是药费,挽救的是生命,带来的是健康,就是再苦、再累也觉得值。想当年,父亲不知有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每每回想都不寒而栗。

从前,父亲经常跟我唠叨,他学医除师傅外,还遇上了两个贵人,即曾任三峡大学教授的艾寿坤及夫人彭恢憬(曾任三峡大学仁和医院妇产科主任,后为该院妇产科返聘专家)。他们于1977年同时下乡到乐园乡卫生院,从事西医外科和妇产科工作13年。期间,他们经常来我家玩,与父亲切磋医术,亲如一家,来不打米,去不分家。令父亲喜出望外的是,从艾教授夫妇身上免费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的医术。每当谈及此事,父亲总是洋溢着得意的笑脸。其实,我也知道,艾教授夫妇是我们家的恩人,他们不仅教过父亲医术,而且还帮衬我们家许多。艾教授们刚退休那几年,住在宜昌,还能常见面。后来,俩老去了远在北京儿子那里定居,但直到现在,两家人仍有联系。1987年3月,艾教授送给父亲的全家福,一直由我保存,这是全家人的念想。

父亲从医几十年,从未忘记恩师,每到逢年过节,他都给先生上坟,从未间断。上坟的地方是一处1000多米凹凸不平的陡坡,每次到达,都累得气喘吁吁,满头大汗,父亲坚定而常行的感恩之举,是后辈们学习的榜样。只是,越往后,我越担心他的安全,毕竟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。记得有几次我陪他,挺有意思的是,只要鞭炮一响立马就跑,因为声音惊动了父亲师傅家里人,会强行拉他去喝酒,几乎无一幸免。可见,父亲和他师傅及家人的感情很好,一直延续至今。小时候,我发现父亲每次喝酒前,都要用小指甲在杯中勾一下向外弹出,原以为是为了弄出杯中的脏东西,后来才明白,他是以这种方式先敬师傅。一个小小的细节,足以窥见父亲的细腻和孝道。

父亲是1977年入党的老党员,工作中曾受到过8次奖励。他说,当年虽说仅交2元、5元不等的党费,但是体现着党性觉悟和党员意识。每次开会,他都跑得快,我经常夸他表现好。自我记事起,父亲一直是个大忙人。一年四季,他一心扑在行医上,好像其他的事都与他无关,家务事和田里活等,母亲从不指望他。我感觉父亲对从医有着天然的感情,是他一生的挚爱。他责任心强,把工作当成事业在做。虽然没有大的成就,但是他投入毕生心血,只为做好一件事,只要能为乡亲们看好病,他都无怨无悔。父亲从医50多年,一年365天,几乎天天起早贪黑,与病人和药房打交道。他经常是晴天一身汗,雨天一身泥,东西南北连抽转,不知疲倦地日夜忙碌着。有时候,不是通宵达旦不回家,就是半夜敲门去看病。一天到晚,与家人难得一见。这种情形,直到他年纪越来越大,实在力不从心了,才有所“收敛”。有时,我好奇地问父亲,您当了一辈子医生,究竟给多少人看过病、救过命?他总是笑而不答。因为他根本答不上来,其实也毋须回答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,合作医疗制度因“一刀切”而陷入低谷,可父亲仍义无反顾、不图回报地奔忙在医疗第一线,治好了乡亲们的疑难杂症,硬是把不少病人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。那年月,父亲曾跟一位远在黑龙江省工作,慕名而来的覃侦祥患者,治好了缠绕他多年的风湿病。临走时,他特意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,贴在父亲所在的卫生室门外。回到家,他又跟父亲寄来一双黄色翻毛大头皮鞋,这在当年是很贵重的礼物。我曾笑父亲受贿,他笑道“留作纪念吧”!渔峡口镇的一位眼病患者求医多年,后来也是父亲治好的。父亲还治好了响潭园村一名叫赖付庭的多年精神病患者。当时,他为了感谢父亲,又苦于无以为报,便跪地拜寄父亲为干爹,不知所措而又哭笑不得的父亲,只好默认。像这类事例,不胜枚举。这也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何干儿子多的原因所在。

父亲一生从医,跑遍了土家的山山水水,奔走于蜿蜒崎岖的乡村小路,只要有人烟的地方,都曾有过他的脚印,聆听过大地的心跳。在方圆几十里、甚至上百里的土家山寨,有两个人物家喻户晓,一个是覃祥官,另一个就是我父亲。70、80年代,户外墙上到处印有“人人学习贺家坪,个个学习覃祥官”的大幅标语。覃祥官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创始人,我父亲便是合作医疗的执行人之一。1998年,因父亲臀部长包,我请假回家看望。单位领导怕惊动我,通过查阅档案了解住处,然后开车一路问到我家。当他们行至原秀峰桥镇时,打听我的名字没人知道,因为我出来工作早,而问起父亲个个都点头。那次,领导的专程慰问,在其乐融融的推杯换盏中,父亲醉得一塌糊涂。

父亲在医疗战线上摸爬滚打几十年,练就了一身老到的经验,精湛的技术,治好的病人也越来越多。同时,他带的几个徒弟也是功成名就。因此,在当地的口碑越来越好,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亲切地称他“钱医生”。在贫穷年代,他每到一户看病,兜里总会揣满老乡们硬塞给他的瓜子、花生、核桃、板栗等各种小吃,而他从来不吃,都带回家被我一扫而光。这是我儿时最开心的事儿。

父亲作为一名医生,被他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,而面对自己的脚鸡眼,却无能为力。他左右脚板、脚掌、脚趾等部位,共长了9个鸡眼。1988年,艾教授帮他做过一次大手术,仅好了两个,还有7个仍在继续无情无尽地折磨着他。这种鸡眼很顽固,挖了旧茧,又长新茧,层出不穷,有时疼得父亲寸步难行。我每次打电话,都会问到该死的鸡眼。因为这,他从未穿过皮鞋等硬底鞋,他很无奈,我们很无助。尽管他常年行走不便,但从未影响到他救死扶伤,服务百姓。每每想起此事,心里就不是滋味。这或许是他的宿命。

父母共有三男两女5个孩子,为了把我们拉扯大吃尽了苦头。我曾听本村老支书邓全阶(已故)说过,70年代初,父亲原本有机会解决“农转非”问题,但是他考虑到家大口阔,转正后口粮少,全家人吃不饱,因此,主动放弃了“铁饭碗”。此事,父亲从未提起。说实话,父母为了养育我们,究竟吃了多少苦,遭了多少罪,只有他们心里清楚。1998年5月,大哥因病早逝,给父母以致命打击。老泪纵横的父亲,执意将他的棺材让给大哥,白发人送黑发人。然而,不到10年,母亲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接二连三的打击,压得坚强的父亲喘不过气来,头发几乎全白了。从此,父亲除行医外,还得做原来从未做过的家务事,如洗衣做饭以及喂养牲口等。而我们又常年在外,爱莫能助,劝他少做点,也无济于事。自母亲走后,父亲像换了个人一样,样样都干,我越发感到父亲过得不容易。好在时隔不久,他就跟大嫂和侄儿们住在一起。

父亲是个性情中人,性格开朗,为人直爽,谦虚谨慎,乐观幽默。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们,遇事总是商量着办。从我记事起,他从未打骂过我们。因此,在我们小孩子的性格特质中,或多或少有父亲性格的元素。这得益于他的潜移默化。小时候,父亲送我一句“人要长后眼睛”富有哲理的话,至今记忆犹新。甚感欣慰的是,我曾经的《人要长后眼睛》一文,荣获2015年“中华情”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铜奖,并编入《全国诗歌散文作品选集》。这是父亲的骄傲。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,父亲经常提醒我“在外稳当点搞”。自从我结婚得子后,再也没听到这种声音。我一直为拥有这样一位稳重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大约八十年代,我回家偶尔看见父亲时不时来点招魂打胎的迷信事儿,手舞足蹈、念念有词地搞得像模像样,可我一句也没听懂,直乐得我忍不住偷笑。这在那年头并不鲜见。后来,他思想解放了,再想看也看不到。父亲年轻时除行医外,还乐意为左邻右舍当支客先生,即主事人。有时一连几天熬更守夜,嗓子喊哑了,眼睛睁不开,他仍乐呵呵的。

进入九十年代,我二哥在丁家坪(现为胡家坪)村也当上了医生。刚开始,二哥只要回家,父亲就会手把手地教他,遇到病人,总把机会让给他,想方设法给他壮胆,积累实践经验。二哥经过几年的苦心学习、不断实践,把脉问诊、看病拿药的能力和医术与日俱增。他是我们这代人唯一的接班人,都看好他。

2000年6月,侄儿因车祸,导致脑干淤血,生命垂危,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。就连专家都说,挽救过来也是植物人,言下之意,让我们放弃,而父亲一直坚信他会活过来。当时,我们把侄儿从县医院转到市医院抢救半个多月,在病情稍微稳定后,将其接回家中继续治疗。因为淤血不能手术,只能靠慢慢吸收,急不得。回家后,父亲带着二哥坚持天天轮换给侄儿输液打针,日夜守候在病榻前。经过耐心治疗,侄儿终于在昏迷70多天后苏醒过来,并很快恢复正常。奇迹的出现,父亲功不可没。

2002年10月,中央做出决定,强调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,长阳县成为试点县。从此,大山深处的乐园又来了一茬茬的参观者,各地新闻记者纷至沓来,老百姓脸上又有了久违的欢笑。而我父亲因村里合并中心卫生室,就退了下来,没了收入,也曾有过失落感甚至抱怨。可没过多久,他自己又在大吉岭租房,办起了小药店,脸上又堆满往日的欢笑。可是,好景不长。2008年,母亲去世,在子女们的劝说下,父亲才勉强回家。然而,一向闲不住的他,又重操旧业,在家里开药店,不为赚钱,只为过得充实。因为,从医是融入他生命的一种精神寄托,是不能自拔、乐在其中的职业。有时,他还帮手头紧的病人垫钱治病。有的赊账成了呆账,他一点不在乎。其实,家人知道,他只是在享受从医的快乐过程,大家都很支持。近年来,他因视力下降,为防止意外,只看病开处方,或拿药,不输液打针。正是他严把关口,才确保行医至今,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。这种责任担当和品行,彰显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本色。

近几年,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,而他又一如从前,不厌其烦地喂猪养羊,乐此不疲,老不听劝。他这样做,为的是儿女们回家有吃的,走时有带的。我们每次回家,总能吃到味道鲜美的猪肉和羊肉。他用心扮演着父母亲的角色,真是煞费苦心啦!每想到此,除了感激外,只有叹息和摇头。要是母亲九泉之下有知,也会心疼和感谢父亲。

如今,已到耄耋之年的父亲,除在家坐诊外,还喜欢打打小牌,烟酒明显少了,因为他知道其危害。因工作关系,我一年到头难回几次家,大部分时间只能跟父亲通电话,好在他身体还算硬朗,除了耳背、腿脚乏力外,别无大碍。有时,我和父亲大声喊着通话,问他“身体还好吗”?他笑道“生意还蛮好”,耳背,没办法。这,就是我永远闲不住、视医如命的父亲。

(作者:钱绪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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